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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立于上則俗成于下。
——蘇轍2、法律不可能給每個人以方便，如果它有益于全體和大多數人，我們就該滿足了。
——李維3、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波洛克4、法律的基礎有兩個，而且只有兩個……公平和實用。
——伯克5、法律的力量應當跟隨著公民，就像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
——貝卡利亞
1、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2、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3、法不阿貴，繩不繞曲。
——韓非子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
——管子5、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
——沈家本
中西方法制的“冰人”： 沈家本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別號寄簃。
浙江歸安(今湖州吳興縣)人。
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職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
得父親之提攜，24歲的沈家本進入當時的最高法律機關———刑部，任郎中，開始接觸律例。
其間，歷經磨難的沈家本，先后考取舉人、進士。
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閱歷后，1893-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
1902年，受當時三位朝廷重臣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聯合舉薦，沈家本與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們的舉薦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
”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重視法理學研究 清朝末年,為了適應改革法制的時代需要,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視法學研究。
他把法理學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導。
要明法必須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徑就是提倡法理學研究。
認識到近代各國法律著作浩如煙海,在龐雜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學家只有“會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歸一”,尋找到切中時弊的藥方。
不僅從司法實踐和法制改革方面強調法理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通過法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說明恢復和發展法理學的必要性。
法理學從最為發達到清朝法學逐漸衰落。
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曉嵐)所編纂的不僅所收法律書目甚少。
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視法學為無足輕重,其余小吏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沈家本認為,及時恢復和發展法學,在清朝末年尤為必要。
沈家本已經覺察到,法律和法學發達與否,與政治關系極大。
法學盛衰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兩方面: 一、“法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
法學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盛衰,也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二、沈家本意識到,在法律與政治的關系中,主導因素仍然是政治。
政治腐敗,就會產生“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的現象。
歷史上法學繁盛時期,都是與統治者重視法律、提倡法學分不開的。
為了推動法學的發展,沈家本極力主張恢復律博士這一官職。
沈家本渴望法理學能夠在中國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所謂“憲政”上。
沈家本對于法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但是他沒能說明法的產生與階級斗爭的關系。
他不僅從表現形式方面探討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極為重視法的內容與作用。
認為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且實行法治要以仁道為宗旨。
他種思想明顯是與“惡法優于無法”的論調有別的。
他的法權統一的思想批判了等級特權觀念，有利于維護和民族尊嚴，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而且認識到不應以法律泄私憤，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他和許多儒家賢哲一樣，也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
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執法的問題，持平執法，不僅會彌補惡法，而且也會使社會安定。
而這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取決于執法者。
所以他很重視法律人才的培養。
二、確立中西結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
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則。
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
以后,積極學習西方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學界也是“名流輩出,著述日富”。
沈家本以此說明西方法學確有可學之處。
沈家本提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
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
彼法之善者,當取之。
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他反對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堅持下，它們也在大清律中被廢除了。
對于在菜市場上，他也極為憤慨，認為它是對于社會沒有好處的。
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對比附，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體現，這說明他的思想在當時之先進與正確。
改良監獄，認為應該是感化人，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法律觀的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德主刑輔、以仁統法的法律思想,對封建末期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近代中國法學和法律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沈家本負責修訂的新法,雖然由于“禮教”派反對而大多數沒有被頒布實施,但他在法學上的建樹是應當肯定的。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一視法理學研究清朝末年,為了改革法制的時代需要,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視法學研究。
他把法理學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導。
要明法必須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徑就是提倡法理學研究。
沈家本認識到近代各國法律著作浩如煙海,在龐雜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學家只有“會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歸一”,尋找到切中時弊的藥方。
沈家本不僅從司法實踐和法制改革方面強調法理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通過法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說明恢復和發展法理學的必要性。
法理學從戰國時期最為發達到清朝法學逐漸衰落。
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紀昀(曉嵐)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僅所收法律書目甚少。
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視法學為無足輕重,其余小吏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沈家本認為,及時恢復和發展法學,在清朝末年尤為必要。
沈家本已經覺察到,法律和法學發達與否,與政治關系極大。
法學盛衰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兩方面: 一、“法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
法學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盛衰,也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二、沈家本意識到,在法律與政治的關系中,主導因素仍然是政治。
政治腐敗,就會產生“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的現象。
歷史上法學繁盛時期,都是與統治者重視法律、提倡法學分不開的。
為了推動法學的發展,沈家本極力主張恢復律博士這一官職。
沈家本渴望法理學能夠在中國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所謂“憲政”上。
沈家本對于法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但是他沒能說明法的產生與階級斗爭的關系。
他不僅從表現形式方面探討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極為重視法的內容與作用。
認為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且實行法治要以仁道為宗旨。
他種思想明顯是與“惡法優于無法”的論調有別的。
他的法權統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義等級特權觀念，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而且認識到不應以法律泄私憤，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他和許多儒家賢哲一樣，也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
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執法的問題，持平執法，不僅會彌補惡法，而且也會使社會安定。
而這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取決于執法者。
所以他很重視法律人才的培養。
二、確立中西結合的修律思想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
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則。
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積極學習西方法學理論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學界也是“名流輩出,著述日富”。
沈家本以此說明西方法學確有可學之處。
沈家本提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
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
彼法之善者,當取之。
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他反對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堅持下，它們也在大清律中被廢除了。
對于在菜市場上執行死刑，他也極為憤慨，認為它是對于社會沒有好處的。
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對比附，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體現，這說明他的思想在當時之先進與正確。
改良監獄，認為應該是感化人，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法律觀的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德主刑輔、以仁統法的法律思想,對封建末期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近代中國法學和法律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沈家本負責修訂的新法,雖然由于“禮教”派反對而大多數沒有被頒布實施,但他在法學上的建樹是應當肯定的。
1、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 2、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3、法不阿貴，繩不繞曲。
——韓非子 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
——管子5、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
——沈家本 6、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
——列寧7、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
——林肯8、我們成為法律的奴隸，是為了能夠保有自由。
——西塞羅9、你所說的話不一定正確，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伏爾泰 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亞里士多德11、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12、人無信不立， 國無法不安。
13、普法是國家安康的基石 守法是為人處事的根本。
14、誠信塑造美麗人生 法治鑄就平安中國。
15、法律的保護比個人的保護更有力。
16、好的習慣比好的法律更有價值。
17、任何權力都不得位于法律之上。
18、保護惡就是侵害善。
19、法律不會強迫一個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20、 好人因為愛好美德而憎恨犯罪，壞人因為恐懼刑罰而憎恨犯罪。
21、以身試法者愚 ,以法維權者智。
22、絆人的樁不在高，違法的事不在小。
2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
——孟德斯鳩 25、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
——盧梭26、法無授權不得為，法無禁止不得罰。
27、與其責罵罪惡，不如伸張正義。
——英國作家丁尼生28、不知事實可以作為借口，但不知法卻不能開脫（罪責）。
29、法律決非一成不變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法律也因情況和時運而變化。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7頁30、有損害即有賠償。
31、天平的一邊放上自由，另一邊放上守法，它才能平衡。
32、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波洛克33、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偉的大夏，庇護著我們大家；它的每一塊磚石都壘在另一塊磚石上。
高爾斯華綏34、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35、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
36、法，治國安邦之利器。
簡略一下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出發，比較重視法理學。
他說：“法之修也不不可不明。
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
”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說多出于經驗,西學多本于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并重,互相結合，并由此而對一系列涉及法理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①法律的概念、作用以及和政治的關系。
他說，法是“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是在“學校衰微，世道凌夷，巧偽變詐，無所不為之習日漸潰焉”的情況下出現的。
法的作用，一者治民，一者治國，所謂“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無無法之國而能長久者”。
他認為法律是“政之輔也”，“律學明而刑罰中，于政治關系甚大”。
因此他在取法西方、制訂新律時，首先“深究其政治之得失”。
②法須統一。
沈家本認為,首先,立法宗旨必須統一，即堅持以法為“國家懲戒之具”，而非“私人報復之端”，如果借刑泄忿，使立法宗旨兩歧，將會發生法重刑濫之弊；其次，斷罪之律必須統一，如果新舊參差，勢必使法律喪失信用；最后，適用法律必須統一，不因犯罪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惡而已,烏得士族匹庶之分”。
③法乃道德教化之輔。
沈家本繼承了“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傳統法律思想，并結合世界的發展潮流，闡明了法只是“輔教之不足”的一種必要手段;即使在三代盛世,也不能“廢刑而不用”。
由于犯罪的根源之一是“歉于教化”,因此，他反對用嚴刑峻法束縛民之手足,提出“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特別是對于未成年犯，要“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
④用法在人。
沈家本認為立法善固然重要，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視。
他反復闡明“法貴得人”、“用法在人”的道理，說：“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茍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
他建議仿古制設立律博士教習法律，使國家的中樞以至地方官吏皆能知法。
同時，積極籌設法律學堂，為執行新律培養人才。
由于他強調用法在人，因此主張以嚴刑懲罰貪利、曲斷、骫法、壞法的司法官吏。
修律應“參考古今，博稽中外”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貫徹于修律的實踐當中。
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 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
特別是他把中國置于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借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后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
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
為了貫徹“務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針，他“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比中國封建舊律文明、進步，中國必須“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沈家本引進西方法律時，反對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法律，他說：中國“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若遽令法之悉同于彼”，將會增加修律的阻力，“又安能會而能之，以推行于世”。
為了實現“會通中外”的修律方針，他積極組織力量，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作為修律的藍本。
同時，奏請設立法律學堂，培養專門司法人才，聘請外國法學家充當法律顧問和派員赴外國考察。
民主主義法律思想 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
鑒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首要步驟。
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沈家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思想的影響下，提出旗漢各族人民犯遣軍流徙各罪，應一體同科，不應在法律上規定“重輕懸絕”的不平等權利。
他說：“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靖”。
只有化除滿漢畛域，才能建立起“至公至允之法律”秩序。
與此相聯系，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夫為妻綱的封建名教,提出夫妻間侵犯罪的處刑,也應平允。
沈家本還在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影響下，奏請“永行禁止”清律所允許的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
譴責公開買賣人口“殊非重視人命之義”。
奴婢“亦人也，豈容任意殘害。
生命固應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習,等人類于畜產也”。
他認為如不革除，顯然與頒行憲法的宗旨違背。
沈家本的這些法律思想，閃耀著民主主義的光彩。
沈家本贊賞西晉劉頌根據律法斷罪的思想，反對律外苛求。
他奏請廢除清朝實行已久的比附斷案，揭露比附斷案使民無所適從，只便于官吏肆意出入人罪。
在他主持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中，確認資產階級罪刑法定的原則和內容。
在司法體制上，沈家本仿效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主張司法獨立，視為“憲政之始基”。
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他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訂《法院編制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
與守舊派的論爭 沈家本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法律思想，遭到守舊派的詆毀和非難。
他遵循最新之學說，改革中國封建時代諸法合體的立法體系，在制訂新刑律的同時著手編纂獨立的訴訟法。
他說:“大致以刑法為體，以訴訟法為用，體不全，無以標立法之宗旨；用不備，無以收行法之實功。
二者相因，不容偏廢。
”在他主持下，1906年編成《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規定“罪刑法定”、“審判公開”、“陪審制度”和“律師制度”，但遭到以張之洞為首的各省督撫的駁議而作廢。
1907年，張之洞又攻擊沈家本所編新刑律草案蔑棄禮教。
1909年附有《暫行章程》5條的《修正刑律草案》，又遭到提學使和憲政編查館參議勞乃宣的反對，責難新刑律違背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禮教基本原則。
對此沈家本著文反駁，形成了禮治派與法治派的激烈辯論，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才宣告結束。
在辯論中，沈家本雖然贏得了同情，但他經常以制定新律爭取帝國主義放棄領事裁判權為理由，企圖借此壓服守舊派，表現了他思想上的弱點；而且在守舊派的壓力面前，步步退讓,同意對于加害君主以及內亂、外患罪加重處刑;對于無夫奸處刑；尊親屬有犯不得使用正當防衛等等。
這實際是用封建法律中維護倫常的傳統規定，否定新刑律中的資產階級刑法原則。
因此，新刑律草案既反映了資本主義法律思想與封建法律思想的沖突，又表現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協。
這正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具體表征。
在他的思想言論中，經常是進步的傾向和保守的成分同時俱在，互相沖突。
他雖然引進資本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改變固有的封建法系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對封建舊律中禮教綱常的突破是有限的，對于封建法制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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