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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提供一些材料
人生感到絕望而走上自殺之路。
至于不尊重長輩、缺少自尊自重、學習成績降低、厭學輟學等等問題，更是屢見不鮮。
20世紀下半葉，在美國，家庭對年輕一代的影響日趨下降已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
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從密西根大學不久前做的一項社會調查中可以看到：從1950年至1990年，美國年輕人對于影響自己人生的最大因素的排列，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50年代，對年輕人的人生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他們的父母和家庭生活，然后依次是學校、教會、友輩及電視；到了90年代，友輩和電視成了對年輕人的生活影響最大的因素，然后才是家庭、學校和教會。
正是在1960至1990年期間，美國政府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青少年問題的經費支出增加了5倍，高達數百億美元，但效果卻微乎其微。
在此期間，暴力犯罪增加了5倍，非婚生育增加了4倍，離婚率上升了4倍，單親家庭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殺人數增加了3倍。
事實證明，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并不能幫助人們解決人際以及自身的問題，若使用不當，反而會增加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
綜上所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和家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陷入危機，是當今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
這類問題屬于人的內在問題，也就是人類心情上和認知上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人類問題的中心在于人心”。
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就必須從改變人的心靈入手。
個人組成家庭，家庭組成社會，社會組成國家，國家組成了世界。
因此，只有當人的心靈轉向善良并充滿關愛時，家庭才有和睦，社會才有安寧，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實現。
有兩個社會機構強有力地影響著個人的人格成長。
第一個是家庭，建立美好的家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第二個是學校，這是學生的第二個家。
學校和家庭對孩子的教導在價值取向上應該是一致的。
在家庭中，父母應當言傳身教；到了學校，教師必須強化孩子在家庭中已經開始接受的那些教導，使孩子的人格得以不斷成長直到成熟。
美國當代杰出的教育家托馬斯·利科納(thomas lickona)博士在所著《人格教育》一書中指出：“有史以來，教育所追求的目標都是雙重的，一是幫助青年人開啟智慧，二是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品性。
”然而遺憾的是，幫助青年人發展良好品性的教育目標，在許多現代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已經被忽視了。
這里，我們首先以美國為例考察一下現代教育是如何放棄道德價值這一重大教育目標的；其次，我們要探討如何安排教育目標的先后次序；最后我們要談一談如何實施平衡的教育，以及學校和家庭如何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把孩子培養成品學兼優的人，使他們日后能夠明智地利用自己所學得的知識造福人類。
一、 教育面臨的危機美國的教育機構最初是由那些致力于教導年輕人道德價值觀的宗教界熱心人士創立的。
在美國，最初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把道德教育融入學校課程之中。
那時，在講授說、寫、算三個基本學習方式的教材里充滿了道德內涵。
舉例來說，在19世紀時，學生們通過抄寫哲言警句來學習寫字，諸如“勤勞者無暇作惡”，“勤奮贏得贊美”，“公正乃人人之權利”等等。
學生在抄寫時就默記了內容，于是這些道德格言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他們的思想之中。
當時的人們都懂得知識和道德對社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學校的使命就在于培養既有知識又有道德的人。
美國那些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大學，如哈佛、耶魯和喬治城等大學的教育宗旨都一致強調善良的人格品性是良好個人和良好社會的基礎。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教育的使命和道德價值漸趨脫節，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明顯削弱。
60年代的青年反叛運動高舉社會和文化革命的旗幟，影響十分深遠。
當年輕一代的“亞文化”受到抬舉時，主流文化中的道德權威就被貶低了，長輩的思想觀念不再被尊重。
一時間，自私的個人主義盛行起來，人們把追求個人滿足、自我實現置于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之上；各種怪異荒誕的行為都在“自由”的旗幟下得到容忍、保護甚至是鼓勵和表彰。
于是為此進行理論辯護的道德相對主義也得以蔓延開來。
論文人格教育刻不容緩來自 自那時起，各種破壞行為在年輕人中間日趨增多。
比較一下當前學校里的問題和學生的行為與40年前的情況有何不同，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革命”的后果。
40年代，美國校園里的主要問題是：發言不遵守秩序、上課嚼口香糖、課堂不安靜、在教室內追逐奔跑、爭先恐后不排隊、衣著不當、隨地拋垃圾等。
然而到了90年代，校園里的問題卻令人驚詫地表現為：抽煙、酗酒、濫用毒品、性亂、女學生懷孕、性病、強奸、搶劫、暴力傷害、自殺等等。
由此可見，學校的教育環境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可想而知，這種腐敗的道德狀況必然導致學業水平的下降。
實際上從1965年到1990年，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會考(sat)即學業水平的鑒定性測試，總平均成績從980分下降至900分以下。
如果美國教育界能夠恪守其宗旨，在教育理論的根本問題上不動搖，那么年輕人發起的社會文化變革，也不至于對整個教育體制造成如此強烈的破壞。
然而在60年代，美國教育界的改革者們為了找出進步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也為了標新立異，開始實施“無導向教育”教學法。
災難的序幕從此拉開。
這種無導向教育的意圖源于心理學派的新思潮，主張把心理治療室里有一定療效的方法搬到學校教室里加以應用。
心理治療專家卡爾·羅杰斯(carl rogers)把“無導向”或稱“以患者為中心”的臨床心理治療概念引進咨詢實踐，帶來了心理咨詢輔導的大革新。
治療師采用這種無導向療法治病時，只對患者的思想、感覺作出盡量客觀的反映，而不以任何方式去對患者進行指導或教導，其目的在于讓患者認清自己內心深處的價值觀、欲望和目標，通過自我覺悟找到如何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種引導患者去發現自我的方法，在當時對于啟發成年的心理疾病患者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實有效果。
于是一些人開始提議把這種心理治療技巧應用到學校的課堂上去教導學生。
羅杰斯先生在其《自由學習》一書及其他著述中，大力倡導在教育體制中實施無導向教育。
這種為幫助成年心理疾病患者認清自己而運用的治療技巧，果真適用于課堂里的學童嗎? 須知，這些孩子的價值觀和人生目標還只是在形成的過程中。
無導向教育的特點是要用自我發現的過程來取代在指導下進行學習的傳統方法。
這樣一來，教學內容就得服從于一種以學生感覺為轉移的教育方法。
而且，無導向教育主張自我決定標準和自我抉擇。
這無異于告訴學生，他們自己是道德價值觀的唯一決定者，而社會認可的對錯標準只具有參考價值。
這樣一來，昔日作為道德權威的教育者的地位就被貶低了，教師的角色只是協助者。
這樣，無導向教育把學生的自主權提高到可以任意選擇自己價值觀的地步。
與此同時，傳統的道德智慧和經驗一概被拒之門外。
無論教師們多么富有人生經驗，多么心靈成熟，統統禁止對學生進行道德指導。
千百年來被證明的人類文明精華的那些道德遺產統統被拋棄和遺忘了，甚至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也遭到否定。
學生在學校里被告知說，父母的教導是從外部強加的，并不是學生自己心中需要的，因此那種價值觀只是父母的，不一定適用孩子，孩子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觀。
傳統的教育是導向型的教育。
教師是長者、智者，有責任向學生傳播知識。
將傳統的導向教育與這種新式的無導向教育加以比較，可以清楚地知道兩者的差別。
導向教育是以客觀標準和普遍原則來指導學生，無導向教育是讓學生專注于自己的價值觀和欲求；導向教育強調學習的內容，無導向教育則注重學習的過程；導向教育注重社會性內容，總是幫助學生領悟自己作為一個家庭成員或是社會成員應當承擔的責任，無導向教育只教導學生要忠于自己，很少提及家庭和社會。
無導向教育之所以對教育者產生誘惑力，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種教育受到青春期學生的歡迎。
年輕人已經從社會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但對民主和平等的曲解和濫用就導致他們懷疑權威、崇尚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等等。
學生們一般都對這種教育方法及其附帶的一些活動感興趣，因為這些作法符合學生青春期的特點，如自我發現、叛逆傳統以及表達自己意見等想要獨立自主的欲望得到鼓勵和滿足。
其次，這種教育方法使教師們覺得工作比較輕松，因為它對學習成績的要求通常不高，教師也不必煞費苦心地去糾正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順理成章的結果便是，教師不再被要求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道德榜樣和人生導師。
如此一來，教師本身的人格水平和行為舉止就無關緊要了。
無導向教育受青睞的第三個原因，是由于它不排斥任何價值觀，因而體現了兼容并蓄和共存的精神，這在美國社會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環境里是十分需要的。
無導向教育以各種不同面目在教育界登場。
它最初被應用于學校教學時，稱為價值觀澄清(價值觀分離)教育(values clarification)，其后出現的有自尊訓練教育(self-esteem training)、結果取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等。
無論是以什么形式出現，這種無導向教育法對美國的教育體系和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損害。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無導向教育的觀念和方法正在被其他一些國家仿效，招致與美國相似的嚴重后果。
價值觀澄清教育以及以其他各種面貌出現的的無導向教育方法均有明顯的缺陷。
首先，價值觀澄清教育不教導判斷是非的標準，只求對學生現有的價值觀加以說明。
這樣一來，它就縱容了那些既無經驗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在不提供必要的道德指導的情況下自行選擇價值觀，使學生無法獲得賴以作出明智判斷和抉擇的必要根據。
其次，無導向教育不知不覺中鼓勵學生安于平庸、不求完美。
由于主張每個人的想法都應當受到同等尊重，因此不支持人們憎惡好善的本性和力求人格完美的意志努力。
總之，價值觀澄清教育法不能幫助學生建立良好品格，因為它的基本主張是：道德教育的功能只是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價值觀。
對于個性已經成型的成年人來說，這種方法或許有助于激發他們較大的生活動力；但對于尚在成長階段的孩子來說，這種方法就不具有任何建設性。
各方面都處在學習階段的孩子所需要的是教育者明確的言傳身教，以幫助他們形成有益于身心發展的價值觀，并培養出自律、負責的意志力和習慣，這樣才能為將來獲得幸福美滿的人生奠定堅實的基礎。
“自尊訓練”是無導向教育的另一種形式。
由于無導向教育一般都很看重個人感覺，自尊訓練式教育相信自尊對個人、社會都有好處，認為具有高度自尊感的人會更好地自我調適，成為表現優秀的公民。
因此，這種形式特別強調年輕人需要保持良好的自尊心。
關于自尊的種種神話已在當代美國教育中深深地扎了根。
第一個神話是：自尊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因而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會都有義務去保護和激勵人們的自尊感。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種傾向，即任何可能危及某人自尊感的意見或評價都必須加以抑制。
然而事實上，自尊并非一個人自然而然擁有的權利，而是通過努力獲得成就后贏得的一種感受。
教育者不應為了維護孩子的自尊而降低各種要求和期望的標準。
相反，應該以真愛之心嚴格要求，借著關懷之心樹立高標準,推動學生盡心盡力地學習，并獲得為日后的人生成就所需要的各種能力。
這才能幫助學生獲得真正的自尊。
第二個神話是：高度的自尊可以預防道德和社會問題的產生。
這種神話試圖讓人相信，當一個人有了足夠的自尊時，就會具備抵制毒品、性亂以及其他各種不良行為的能力。
當教育者鼓勵學生擁有與善惡無關的自尊時，實際上反而降低了學生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動機。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許多犯罪者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地作惡，絕大多數都是因為他們先找到了自以為是的理由，把自私自利的行為合理化，借著說服自己來麻木良知，心安理得地做壞事。
第三個神話是：負疚感會毀壞自尊，自尊受損會使人難以自我調適而產生適應不良的問題，所以必須盡一切可能保護人的自尊免受負疚感的侵害。
實際上，正常的負疚感和羞恥心恰恰是一種制約和修正行為的巨大力量，它能喚醒良知，使人遠離惡行。
因此負疚、羞恥等負面情緒正是輔助各種正面情緒，引導人向善的必要感覺。
那種試圖幫助青年人發掘自身潛力并使其對自己感到滿意的無導向教育，雖然用心良苦，但卻由于未能使學生得到足夠的訓練而致使青年人缺少自律。
施行無導向教育多年后，我們看到學生的道德水準和學業水平普遍下降，也因此影響了社會秩序。
無導向教育法最初的倡導者們，包括羅杰斯(carl rogers)、考爾森(william coulson)、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內，在對無導向教育方法的實踐效果進行多年的觀察之后，不得不宣告：這種方法不適合課堂里的學生。
60年代末，馬斯洛就已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觀點。
他聲明：年輕人不能借此方法開發自身的潛能……他們尚未學會如何忍耐，也尚不能分辨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善與惡……又無足夠的知識和素養作出明智的行動，一般也缺乏不隨波逐流、力排眾議、擇善固執的道德意志和勇氣。
羅杰斯最先嘗到的實驗苦果是：洛杉磯地區一個規模龐大的天主教學校在采用了他的無導向教育法之后，情形變得一團糟。
羅杰斯在晚年痛心疾首地作出結論說：“應用這種心理治療的方法在課堂里教育學生，從來就不適合。
”至于考爾森，這位羅杰斯昔日的同事，今天也正在后悔不已地積極反對任何學校采用無導向教育法。
無導向教育的濫用在教育領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作為對這一局面的修正，美國的另一位教育專家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關于“開發道德理性”的主張，一時間成為熱點。
科爾伯格認為，把學生置于“道德兩難問題”之中，可以激發他們確立較高的道德標準。
所謂道德兩難問題，是指一種假定的道德方面較為復雜的情形，即在倫理道德層面上不容易就能作出判斷和抉擇的情況，學生必須通過理性思維說明（為什么在作了全面的考慮之后）會作出某種抉擇的理由和依據。
學生通過這種訓練可以學習如何權衡比較道德的各個層次，從而獲得最佳的判斷能力。
這種培養道德理性教育法的一個優點是，它承認道德動機和行為有層次上的差異，例如守法的公民比不守法的公民道德水平高。
但它也允許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的道德抉擇，例如當某種法律的條規違背社會正義時，則選擇不服從此條規比選擇服從更合乎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教育法的另一個優點是，它承認人的道德能力是可以培育和開發的，并且提供了一種實際的方法來衡量道德能力的發展水平。
然而，這種教育法也有缺點，例如它所假設的道德難題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常見，學生們可能一生中都不會面臨那樣的境況。
這種教育法認為，道德是復雜的，要有相當發達的智力水平才能分辨善惡；然而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遵循良知而選擇合乎道德的行為，無論其智力水平如何。
這種教育法更為根本的錯誤是，它只看到知性與道德的關系，而忽視了人類心靈的另外兩個功能——情和意對道德的作用。
它似乎認為，當人們從理性上知曉什么是對或錯，或者能夠應付某種假象的道德兩難問題時內容詳見因為字數限制。
希望能幫到你哦
一個怯弱的教師決不能教出一個英勇的學生來。
——（印度）甘地沒有經過馴養的馬是倔強的，一個不受拘束的兒子是不可忖度的。
——猶太教育格言犯了過錯的人應當受到懲罰。
但是他們之所以應受懲罰，并非因為他們犯了錯……而是為的要使日后不去再犯。
——（捷克）夸美紐斯《大教學論》溺愛的雙親應該記?。好繕邮露继婧⒆幼?，不希望孩子做什么事，這是對他有害的，孩子通常不需要嬌養，他們要能盡職負責，過度的溺愛與嬌養其結果是侮辱。
——（英）利斯
我們的觀點是：體罰比更有效。
因為只能讓受教育的人感到一時的溫暖，但其起不了治根治本的作用，“”，還不如不治。
太過柔情，不會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容易忘卻，很有可能在這個地方再犯錯。
而體罰則不同了，體罰可以讓受教育的人留下痛至皮肉的教育，也許體罰有些不對，但體罰就如同家長打孩子一樣，是為了讓受教育的人記住這一次，從而改正錯誤，而不是用溫暖去包容，這樣不適合那些需要體罰的人。
那么，假如愛的教有比體罰更有效，那為什么勞改局、拘留所為什么不用愛的教育去對付那些壞人呢
每個人本身都有惰性，都有不好的習慣。
此時，單單用愛去喚醒是沒有用的，有句話說“懲罰你的肉體就是為了拯救你的靈魂”。
（注意不要否定“愛是有效的”，你要證明的是個“更”字）當面臨一件具體的事的時候，是沒有時間讓你用“愛”這種慢功夫去應對的。
先用“體罰”讓這個犯錯誤的人知道該怎么做，再用“愛”來教育他為什么要這么做……（總之一定不要否認愛的教育也是有效的，不然，讓對方抓住把柄就沒有希望了）體罰是指適度的體罰，并不是一味的體罰。
愛的教育如果更多，便會變成溺愛，這樣當然是弊大于利。
再說了，“打在身上，疼在心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罵是愛” ，“名師出高徒，嚴父出孝子”……這些不都是說出了適當體罰的好處了么
對于那些頑固不化的人，當然只能采取適當的體罰來懲罰他。
在一定的情況下，適度的體罰是非常有效的。
身體的疼痛，能讓人記憶更深刻。
但，我們認為體罰應該與愛的教育相結合。
體罰一個人時，一定要讓他懂得你的目的是教育他，出發點是愛，否則，只會讓他產生逆反心理。
而且體罰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傷害他的自尊心，身體的疼痛，會讓他對錯誤有更深的印象，說不定，以后他會感激對他施以體罰的人。
而如果傷到了自尊心，很可能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后果。
施行體罰時，一定不要在公眾場合。
體罰有必要，而且是有效的，但體罰后應施以溫情感化，以達到教育的目的。
此外，比起長時間的折磨式體罰，狠狠的幾下會更有效果。
而且，折磨式體罰似乎更容易引起人的逆反心理。
根據被罰人的性格和年齡來掌握體罰的度和時間，最好不要讓他因疼痛而哭泣，而是應該讓他因感動而哭泣。
人的智商和領悟能力是不一樣的，應該因材施教。
對于領悟能力高的人，愛的教育可能有效；但對于我們孩子來說，大部分人還是沒有擁有較高的領悟能力，所以，對于孩子可以采取適度的體罰，這是會比愛的教育更有效的方式。
首先，我們必須正確認識什么是“體罰”。
教育到底還需不需要體罰
體罰在教育的過程中是不是一點作用和好處也沒有
我們是不是絕對的反對體罰
誠然，在教育過程中體罰學生是我們所不提倡的，因為體罰學生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傷害學生的身體健康。
說得嚴重點那是違反。
但是，這是不是就要求我們絕對的拋棄體罰呢
體罰真的一無是處嗎
我們應該公正地看待這一問題。
人們在認識到體罰的危害的同時，對它的積極作用也不可視而不見。
記得有一位教育學專家說過，“懲戒也是一種教育手段”。
很顯然，體罰也是教育的一種手段。
實際上，教育單憑一張嘴是不行的，在有些時候嘴的作用是渺小的。
舉一個例子，假如某一個同學上課紀律很差、大聲講話，在老師口頭教育多次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如果不采取包括體罰在內的懲罰措施，那么老師的教學進程、同學們的學習進度勢必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體罰是必須的。
另外，據考查，人類守法意識的早期形成，就源于對懲戒的畏懼，現在的學生被嬌慣壞了，判斷能力差，是非對錯觀念不是十分明確，一味的好言相勸效果并不佳，而采用一定的教育懲戒手段對學生進行管理，可使其“未明事理”卻“預知對錯” 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自制力和修養。
其次,我們主張適當的體罰，而不是對學生權利的侵犯。
素質教育強調師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育中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輔助，還有教師應該尊重學生的人格、不侮辱學生等。
這固然不假，但是教師尊重學生和體罰學生并不一定矛盾。
當學生在中不能很好得配合老師、甚至主觀上阻止和妨礙教學活動時候，就必須給予適當的懲罰，這其中包括體罰。
否則那將是對老師和其它同學的權利的侵犯，甚至是對老師人格和尊嚴的侵犯。
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學生在上課時間大聲說話、并且侮辱老師呢，難道老師對他不可以采取一點處罰措施
如果是這樣的話，教學活動就要受到影響，全部同學的利益就要受到損害，老師的尊嚴就受到了踐踏
我們絕對不可以在保護未成年的合法權益的同時傷害其它人的利益，絕對不可以以損害老師和其它同學的利益為代價來保護所謂某幾個學生的合法權益
退一步，假如我們不體罰學生呢
看看有什么樣子的情況出現呢
學生不怕老師，老師一點尊嚴也沒有，老師的任何語言包括他所傳授的知識在學生的眼里都不重要的，老師是學生可以任意玩弄的，實際上，在某些學校，存在許多學生打著維護未成年的權益的旗號而為所欲為的事情。
老師也自然感到心寒、無心教學。
學校也無校紀、班級也無班規而言，整個教育一片狼籍
實際上，在很多家長批評老師體罰學生不對的同時，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已經或者正在體罰自己的孩子。
捫(mén)心自問，我們的家長當中從來沒有體罰過自己孩子的到底有幾個
作為一個普通人，誰沒有被逼急的時候
誰不會在很激動的情況下或多或少地體罰過自己的孩子
那么，那是不是也在侵犯孩子的權利
很多家長一定會說，那是在情急的情況下，被迫無奈才這樣做的。
當時是有一種“恨鐵不成綱”的心情。
既然你知道你體罰自己孩子當時的心情，那么為什么不將心比心、理解老師體罰孩子的時候的心情
其實，體罰學生絕多數是在其它教育方式無法湊效的情況下發生的，老師被逼無奈的情況下進行的。
老師的本意是好的，這也是他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不要以為老師喜歡體罰學生、更不要以為老師把學生當作出氣筒，雖然我們不排除有這樣低素質的老師存在，但是我們應該肯定這樣的老師是少而又少的。
老師一般不會惡意體罰學生的、不會把體罰學生作為自己的一種情緒的宣泄、更不會無緣無故地體罰學生。
如果老師不負責任，完全可以視而不見，結果受害的到底是誰呢
我們不提倡體罰，但是，“不提倡”并不是絕對地反對體罰。
作為一種教育方式，適當的體罰有時也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
當老師的人格受到侮辱、當老師和其它同學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當有學生胡作非為時，我們可以用、也必須用體罰來保護教學的順利實施。
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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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問謝謝主席，有請對方辯友。
首先想請問對方一辯，你在上大學之前去過ktv嗎那在你（后來）去ktv之時有無接受過身份證的核查呢
請問對方二辯，你是否了解我國法律對ktv這樣的娛樂場所有著明文規定，不許接納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呢
（出處在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請問四辯，那您又是否承認，在我國的網吧，ktv這些法律明文禁止未成年人進入的公眾場所里，未成年人的身影事實上也并不少見呢
(事實數據)所以說嘛，對方辯友今天的邏輯就顯得更加奇怪了，您方口口聲聲說讓成人網站合法化一方面是為了能夠更好的采取措施進一步凈化與管制其內容等等，但連現實中都難以對法律明文規定的內容加以很好地落實，您方到底是憑借什么在這里保證，一旦讓成人網站這樣備受爭議的偏虛擬化的網絡事物合法化之后，就真的能用有效的措施使其控制在您方所謂的監管體制之下呢
再想請教對方一辯，如果你生活在古代，家又住在一條清澈的江邊，水質好且打水便捷，你若需水會不會去江中打水呢
（當然，到底去不去打江水是個人自由，但這江水畢竟是個好的水源咯）那如果我今天在江邊賣水，但我的水水質并不能得到保證甚至還需要進一步過濾等等，你會不會選擇不要那清澈江水而寧愿來向我花錢買水呢
（我們現在并不討論打水的體力成本等其他方面）請二辯正面回答我這個問題。
（對方辯友）相比之下若已有江中之水供我所需，如果選擇再花錢買水自然是顯得有些多此一舉了；所以承不承認成人網站的合法性也同理。
我方
孩子需要家其父必有其子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是人生的第一課堂可憐天下父母心 愛是包容同寬恕 母親的愛是無價的 三歲定終身 和睦的家庭有助于孩子形成開朗的性格有家的孩子像個寶
典型例子： （我想這個話題展開就可以說很多了）名言：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經這樣說：“教育一個人的知性而不培養其德性，就是為社會增添了一份危險。
”叔本華說：“我們生命快樂的最重要和基本因素是我們的人格，如果沒有其它的原因的話，人格是在任何環境中活動的一個不變因素。
” 余秋雨介紹，在香港有一種說法是“全人教育”，即指健全人格教育，它是大學的必修課。
“我們現在講素質教育，素質最后要整合成人格。
因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白，人格遺傳比知識傳授更重要。
”此外，一些資料：91．7％的受訪中小學生父母希望孩子獲得大專以上學歷，其中54．9％的受訪父母希望孩子能讀到博士學位；65％的受訪父母給孩子布置過學校以外的作業；76．4％的小學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試成績要在90分以上，其中，34．9％的要求95分以上，9．3％的要求門門都是滿分……在全國進行的系列調查結果屢屢證明，雖然素質教育推行多年，但在父母望子成龍心態的影響下，孩子們童年的學習負擔一點也沒有減輕。
在許多人看來，今天的中國人對的重視程度似乎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但事實上值得社會各界高度警惕的卻是，真正的教育被荒廢了，因為教育的核心并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培養健康的人格。
以升學考試為中心的，已經制造了太多的童年恐慌——兒童因不能夠理解和承受巨大的壓力而產生較為強烈和持久的焦慮。
在的高壓之下，不少地方的教育也出現了高度扭曲。
日本政府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對教育進行反思之后，提出了“教育荒廢”的觀點，認為由于激烈的考試競爭，用人單位偏重學歷，整個教育陷入了的怪圈，出現了所謂問題教師和。
“教育荒廢”導致包括學生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整個教育界極度的不信任。
日本有關方面認為兩個原因導致了“教育荒廢”現象的產生：第一，為趕超世界先進國家，將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質的積累上，而忽視了對精神的關注。
第二，僵化、封閉、激烈的升學競爭、極端的管理措施，加重了兒童心理上的壓抑感，妨礙了健康人格的形成。
由于升學至上的考試，對教育逐步背離了原有目標，脫離了社會，忽視了教育對象，甚至忽視了兒童本身。
日本對教育的反思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應避免重蹈覆轍。
另一個~人格教育重于知識教育不注意人格的培養，很可能有一天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大學生或碩士生、博士生竟然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人格不健全的人是什么可怕的事都能干出來的。
人格是人的基本，沒有了人格，再多的教育也白費，擁有再多的知識又有何用；沒有了人格，我們將是不完全的。
人格教育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人格教育可糾正我們不良的心理；可糾正我們想步入犯罪的良藥。
不至于導致最后人格喪失。
人格是人的本錢，特別是在青少年期間，人格教育極為重要，絕對不可忽視人格教育，就算知識可讓我們在社會上立足，但社會更注重的是人格。
因為犯罪的人一般人格都有人格偏差。
“我心目中的教育，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格教育。
”在余秋雨看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最后是人格的比較，而不是專業知識的比較。
因為隨著知識的豐富，一個人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可能很快被淘汰。
既然這樣，還要去學校干什么
“因為那里留下的是人格。
所以，學校的一個重要身份就是人格的熔爐。
”余秋雨介紹，在香港有一種說法是“全人教育”，即指健全人格教育，它是大學的必修課。
“我們現在講素質教育，素質最后要整合成人格。
因此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白，人格遺傳比知識傳授更重要。
”人格教育的成果,直接決定了人們是用知識創造美還是制造惡,人格的完善與否,影響了個人,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是走向文明還是走向毀滅.蔡元培先生也曾說教育乃養成國民人格之事業,一個國家擁有健全人格的國民,是什么風雨也吹不垮的,甚至還能為全人類謀幸福.相反,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品質惡劣就會給周邊的人和民族帶去災難,日本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知識對于人格健全的人,就猶如錦上添花,美不勝收;知識對于人格不健全的人,猶如強盜手持火把,徒增危害而已! 健全的人格有利于知識的吸收和積累,促進人格和知識的良性循環.一個心地純真,用心一致的人,學習起來就自然事半功倍.試想,一個心思混亂,思想惡劣的人又怎么會有學習的心境和動力呢?健全人格一旦形成,人們就會養成主動學習,熱愛學習的習慣.這就會形成這樣一個局面,人格健全熱愛學習的人,就會被知識領著走,而人格不健全的人,就要被知識拖著走了. 最后,教育注重人格培訓多于知識培訓更符合社會的擇才標準和國家的育人方針.我國教育向來主張培育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合格人才,可見,教育把德放在了首位.不可否認,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時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如饑如渴,但我們應該知道,一個沒知識而有道德的人至多成為社會的廢品,一個沒道德有知識的人卻可能成為社會的危險品. 對學生和家長來說，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永遠是重要的。
但是，無論知識和技能多么重要，它從來就不是學生學習的全部內容。
教師的使命，除了傳遞知識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使命：讓學生成為有獨立人格的人。
我們覺得知識、能力、人格要三位一體協調發展，這樣比重的設計使學生需要有文化知識，更需要有能力，有健全的人格。
而健全的人格很關鍵，就是學會做人，然后再學會學習，學會與人相處，學會關心社會。
這個宗旨是非常好的。
我們現在常說的應該說最后素質教育都是要圍繞著一個人字來做，就是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學生最終要按照黨的教育方針去做，就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這非常重要。
素質教育方面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是在學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還有中都應該很好地設計，很好地去落實貫徹，全體師生都應該踐行在行動中。
學生也是，自己要時刻地鞭策自己，要成為比較優秀的社會有用人才。
作為教師，每個人要有教育思想，在教學、教育活動中應該思考怎么樣能夠把學生裝在心里，思考著學生的需要，為學生指導，為學習解決問題，這是我們說的解惑。
作為學校也是這樣的，應該要注重學生發展的需要，以為學生成人成才成功的理念去做服務。
一個學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人才培養應該是配套的，而且應該是貫徹到行動中，踐行在每個學習和教學的環節中首先,大學教育對人格培訓的成果,直接決定了人們是用知識創造美還是制造惡,人格的完善與否,影響了個人,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是走向文明還是走向毀滅.蔡元培先生也曾說教育乃養成國民人格之事業,一個國家擁有健全人格的國民,是什么風雨也吹不垮的,甚至還能為全人類謀幸福.相反,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品質惡劣就會給周邊的人和民族帶去災難,日本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知識對于人格健全的人,就猶如錦上添花,美不勝收;知識對于人格不健全的人,猶如強盜手持火把,徒增危害而已! 論語中講到，先做人后做事，做人做好了就可以學習知識了，這講的就是人格教育要比知識教育重要。
所以，作為教師，在講授知識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對學生的人格教育。
最后一個~人格教育刻不容緩 論文在當今的時代，實施人格教育已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只要觀察一下眼前的社會狀況并反省我們現有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方法，就可以充分理解這一點。
在20世紀里，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
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達，使人們的相互交往比以往容易得多了；醫學和衛生領域的成就，使許多曾經肆虐人類的疾病得到控制或得以消除。
這些非凡的科技成就的確是20世紀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的業績。
然而遺憾的是，在這百年中人類學習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卻沒有與科技發展同步。
因此，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勾畫出20世紀陰暗的一面。
在這充滿腥風血雨的世紀里，人類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比過去所有世紀死于戰亂者的總和還多。
在這個世紀里，人類曾經做過多種努力，試圖以和平手段來解決沖突，最為顯著的成就便是1945年聯合國的誕生。
成立聯合國的宗旨就是要向提供一個能夠和平解決爭端和沖突的場所。
可是，盡管聯合國竭盡努力，仍未能制止沖突、平息戰亂。
仇恨和流血仍在繼續：發生在冷戰期間的大小沖突；中東地區、南非和等地的種族和宗教沖突以及非洲、中歐等地的種族滅絕等等。
事實上，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各地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總和。
不僅如此，人類在20世紀還受到了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威脅，目前這種威脅正在向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發出挑戰，這就是家庭危機。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大量家庭陷入了危機狀態：虐待、遺棄、背叛、離異、暴力等等問題層出不窮。
從某些西方國家的情形來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卻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家庭危機。
在美國、瑞典、法國和日本等經濟大國里，離婚率從1960年到1990年呈現出大幅度上升的情景。
家庭崩潰帶來了一連串嚴重的社會后果。
如果孩子失去了健康溫暖的家庭環境，就極有可能受到酗酒、吸毒、暴力、性亂及其他犯罪問題的困擾。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機構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換句話說，如果家庭不能健全地履行其職責，社會和學校無論付出多么昂貴的代價，也無法補救下一代遭受的危害。
只有穩定的家庭才能為子女提供首要的成長環境。
由于家庭解體造成的社會混亂，使年輕人的問題越來越多。
許多青少年在成長的關鍵時期失去了必需的良好家庭教化，加之生活的富裕和行為的自由，于是抽煙、酗酒、吸毒、性亂等等成了青少年輕而易舉的選擇，結果是眾多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更有許多青年陷入犯罪的深淵。
過去30年里，美國年輕人的犯罪和暴力行為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增加著。
在過去10至15年里，性病艾滋病在年輕人中間大肆傳播， 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陷入孤獨和抑郁的苦境，甚至因對人生感到絕望而走上自殺之路。
至于不尊重長輩、缺少自尊自重、學習成績降低、厭學輟學等等問題，更是屢見不鮮。
20世紀下半葉，在美國，家庭對年輕一代的影響日趨下降已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
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從不久前做的一項社會調查中可以看到：從1950年至1990年，美國年輕人對于影響自己人生的最大因素的排列，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50年代，對年輕人的人生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他們的父母和家庭生活，然后依次是學校、教會、友輩及電視；到了90年代，友輩和電視成了對年輕人的生活影響最大的因素，然后才是家庭、學校和教會。
正是在1960至1990年期間，美國政府用于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青少年問題的經費支出增加了5倍，高達數百億美元，但效果卻微乎其微。
在此期間，暴力犯罪增加了5倍，非婚生育增加了4倍，離婚率上升了4倍，單親家庭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殺人數增加了3倍。
事實證明，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并不能幫助人們解決人際以及自身的問題，若使用不當，反而會增加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
綜上所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和家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陷入危機，是當今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
這類問題屬于人的內在問題，也就是人類心情上和認知上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人類問題的中心在于人心”。
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就必須從改變人的心靈入手。
個人組成家庭，家庭組成社會，社會組成國家，國家組成了世界。
因此，只有當人的心靈轉向善良并充滿關愛時，家庭才有和睦，社會才有安寧，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實現。
有兩個社會機構強有力地影響著個人的人格成長。
第一個是家庭，建立美好的家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第二個是學校，這是學生的第二個家。
學校和家庭對孩子的教導在價值取向上應該是一致的。
在家庭中，父母應當言傳身教；到了學校，教師必須強化孩子在家庭中已經開始接受的那些教導，使孩子的人格得以不斷成長直到成熟。
美國當代杰出的教育家·利科納(thomas lickona)博士在所著《人格教育》一書中指出：“有史以來，教育所追求的目標都是雙重的，一是幫助青年人開啟智慧，二是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品性。
”然而遺憾的是，幫助青年人發展良好品性的教育目標，在許多現代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已經被忽視了。
這里，我們首先以美國為例考察一下現代教育是如何放棄道德價值這一重大教育目標的；其次，我們要探討如何安排教育目標的先后次序；最后我們要談一談如何實施平衡的教育，以及學校和家庭如何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把孩子培養成品學兼優的人，使他們日后能夠明智地利用自己所學得的知識造福人類。
一、 教育面臨的危機美國的教育機構最初是由那些致力于教導年輕人道德價值觀的宗教界熱心人士創立的。
在美國，最初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把道德教育融入學校課程之中。
那時，在講授說、寫、算三個基本學習方式的教材里充滿了道德內涵。
舉例來說，在19世紀時，學生們通過抄寫哲言警句來學習寫字，諸如“勤勞者無暇作惡”，“勤奮贏得贊美”，“公正乃人人之權利”等等。
學生在抄寫時就默記了內容，于是這些道德格言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他們的思想之中。
當時的人們都懂得知識和道德對社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學校的使命就在于培養既有知識又有道德的人。
美國那些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大學，如哈佛、耶魯和喬治城等大學的教育宗旨都一致強調善良的人格品性是良好個人和良好社會的基礎。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教育的使命和道德價值漸趨脫節，傳統的價值體系開始明顯削弱。
60年代的青年反叛運動高舉社會和文化革命的旗幟，影響十分深遠。
當年輕一代的“亞文化”受到抬舉時，主流文化中的道德權威就被貶低了，長輩的思想觀念不再被尊重。
一時間，自私的個人主義盛行起來，人們把追求個人滿足、自我實現置于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之上；各種怪異荒誕的行為都在“自由”的旗幟下得到容忍、保護甚至是鼓勵和表彰。
于是為此進行理論辯護的道德相對主義也得以蔓延開來。
論文人格教育刻不容緩來自 自那時起，各種破壞行為在年輕人中間日趨增多。
比較一下當前學校里的問題和學生的行為與40年前的情況有何不同，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革命”的后果。
40年代，美國校園里的主要問題是：發言不遵守秩序、上課嚼口香糖、課堂不安靜、在教室內追逐奔跑、爭先恐后不排隊、衣著不當、隨地拋垃圾等。
然而到了90年代，校園里的問題卻令人驚詫地表現為：抽煙、酗酒、濫用毒品、性亂、女學生懷孕、性病、強奸、搶劫、暴力傷害、自殺等等。
由此可見，學校的教育環境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可想而知，這種腐敗的道德狀況必然導致學業水平的下降。
實際上從1965年到1990年，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會考(sat)即學業水平的鑒定性測試，總平均成績從980分下降至900分以下。
如果美國教育界能夠恪守其宗旨，在教育理論的根本問題上不動搖，那么年輕人發起的社會文化變革，也不至于對整個教育體制造成如此強烈的破壞。
然而在60年代，美國教育界的改革者們為了找出進步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也為了標新立異，開始實施“無導向教育”教學法。
災難的序幕從此拉開。
這種無導向教育的意圖源于心理學派的新思潮，主張把心理治療室里有一定療效的方法搬到學校教室里加以應用。
心理治療專家卡爾·羅杰斯(carl rogers)把“無導向”或稱“以患者為中心”的臨床心理治療概念引進咨詢實踐，帶來了心理咨詢輔導的大革新。
治療師采用這種無導向療法治病時，只對患者的思想、感覺作出盡量客觀的反映，而不以任何方式去對患者進行指導或教導，其目的在于讓患者認清自己內心深處的價值觀、欲望和目標，通過自我覺悟找到如何解決問題的辦法。
這種引導患者去發現自我的方法，在當時對于啟發成年的心理疾病患者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確實有效果。
于是一些人開始提議把這種心理治療技巧應用到學校的課堂上去教導學生。
羅杰斯先生在其《自由學習》一書及其他著述中，大力倡導在教育體制中實施無導向教育。
這種為幫助成年心理疾病患者認清自己而運用的治療技巧，果真適用于課堂里的學童嗎? 須知，這些孩子的價值觀和人生目標還只是在形成的過程中。
無導向教育的特點是要用自我發現的過程來取代在指導下進行學習的傳統方法。
這樣一來，教學內容就得服從于一種以學生感覺為轉移的教育方法。
而且，無導向教育主張自我決定標準和自我抉擇。
這無異于告訴學生，他們自己是道德價值觀的唯一決定者，而社會認可的對錯標準只具有參考價值。
這樣一來，昔日作為道德權威的教育者的地位就被貶低了，教師的角色只是協助者。
這樣，無導向教育把學生的自主權提高到可以任意選擇自己價值觀的地步。
與此同時，傳統的道德智慧和經驗一概被拒之門外。
無論教師們多么富有人生經驗，多么心靈成熟，統統禁止對學生進行道德指導。
千百年來被證明的人類文明精華的那些道德遺產統統被拋棄和遺忘了，甚至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也遭到否定。
學生在學校里被告知說，父母的教導是從外部強加的，并不是學生自己心中需要的，因此那種價值觀只是父母的，不一定適用孩子，孩子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觀。
傳統的教育是導向型的教育。
教師是長者、智者，有責任向學生傳播知識。
將傳統的導向教育與這種新式的無導向教育加以比較，可以清楚地知道兩者的差別。
導向教育是以客觀標準和普遍原則來指導學生，無導向教育是讓學生專注于自己的價值觀和欲求；導向教育強調學習的內容，無導向教育則注重學習的過程；導向教育注重社會性內容，總是幫助學生領悟自己作為一個家庭成員或是社會成員應當承擔的責任，無導向教育只教導學生要忠于自己，很少提及家庭和社會。
無導向教育之所以對教育者產生誘惑力，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種教育受到青春期學生的歡迎。
年輕人已經從社會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但對民主和平等的曲解和濫用就導致他們懷疑權威、崇尚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等等。
學生們一般都對這種教育方法及其附帶的一些活動感興趣，因為這些作法符合學生青春期的特點，如自我發現、叛逆傳統以及表達自己意見等想要獨立自主的欲望得到鼓勵和滿足。
其次，這種教育方法使教師們覺得工作比較輕松，因為它對學習成績的要求通常不高，教師也不必煞費苦心地去糾正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
順理成章的結果便是，教師不再被要求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道德榜樣和人生導師。
如此一來，教師本身的人格水平和行為舉止就無關緊要了。
無導向教育受青睞的第三個原因，是由于它不排斥任何價值觀，因而體現了兼容并蓄和共存的精神，這在美國社會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環境里是十分需要的。
無導向教育以各種不同面目在教育界登場。
它最初被應用于學校教學時，稱為價值觀澄清(價值觀分離)教育(values clarification)，其后出現的有自尊訓練教育(self-esteem training)、結果取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等。
無論是以什么形式出現，這種無導向教育法對美國的教育體系和社會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損害。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無導向教育的觀念和方法正在被其他一些國家仿效，招致與美國相似的嚴重后果。
價值觀澄清教育以及以其他各種面貌出現的的無導向教育方法均有明顯的缺陷。
首先，價值觀澄清教育不教導判斷是非的標準，只求對學生現有的價值觀加以說明。
這樣一來，它就縱容了那些既無經驗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在不提供必要的道德指導的情況下自行選擇價值觀，使學生無法獲得賴以作出明智判斷和抉擇的必要根據。
其次，無導向教育不知不覺中鼓勵學生安于平庸、不求完美。
由于主張每個人的想法都應當受到同等尊重，因此不支持人們憎惡好善的本性和力求人格完美的意志努力。
總之，價值觀澄清教育法不能幫助學生建立良好品格，因為它的基本主張是：道德教育的功能只是幫助學生認清自己的價值觀。
對于個性已經成型的成年人來說，這種方法或許有助于激發他們較大的生活動力；但對于尚在成長階段的孩子來說，這種方法就不具有任何建設性。
各方面都處在學習階段的孩子所需要的是教育者明確的言傳身教，以幫助他們形成有益于身心發展的價值觀，并培養出自律、負責的意志力和習慣，這樣才能為將來獲得幸福美滿的人生奠定堅實的基礎。
“自尊訓練”是無導向教育的另一種形式。
由于無導向教育一般都很看重個人感覺，自尊訓練式教育相信自尊對個人、社會都有好處，認為具有高度自尊感的人會更好地自我調適，成為表現優秀的公民。
因此，這種形式特別強調年輕人需要保持良好的自尊心。
關于自尊的種種神話已在當代美國教育中深深地扎了根。
第一個神話是：自尊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因而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會都有義務去保護和激勵人們的自尊感。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種傾向，即任何可能危及某人自尊感的意見或評價都必須加以抑制。
然而事實上，自尊并非一個人自然而然擁有的權利，而是通過努力獲得成就后贏得的一種感受。
教育者不應為了維護孩子的自尊而降低各種要求和期望的標準。
相反，應該以真愛之心嚴格要求，借著關懷之心樹立高標準,推動學生盡心盡力地學習，并獲得為日后的人生成就所需要的各種能力。
這才能幫助學生獲得真正的自尊。
第二個神話是：高度的自尊可以預防道德和社會問題的產生。
這種神話試圖讓人相信，當一個人有了足夠的自尊時，就會具備抵制毒品、性亂以及其他各種不良行為的能力。
當教育者鼓勵學生擁有與善惡無關的自尊時，實際上反而降低了學生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動機。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許多犯罪者之所以能面不改色地作惡，絕大多數都是因為他們先找到了自以為是的理由，把自私自利的行為合理化，借著說服自己來麻木良知，心安理得地做壞事。
第三個神話是：負疚感會毀壞自尊，自尊受損會使人難以自我調適而產生適應不良的問題，所以必須盡一切可能保護人的自尊免受負疚感的侵害。
實際上，正常的負疚感和羞恥心恰恰是一種制約和修正行為的巨大力量，它能喚醒良知，使人遠離惡行。
因此負疚、羞恥等負面情緒正是輔助各種正面情緒，引導人向善的必要感覺。
那種試圖幫助青年人發掘自身潛力并使其對自己感到滿意的無導向教育，雖然用心良苦，但卻由于未能使學生得到足夠的訓練而致使青年人缺少自律。
施行無導向教育多年后，我們看到學生的道德水準和學業水平普遍下降，也因此影響了社會秩序。
無導向教育法最初的倡導者們，包括羅杰斯(carl rogers)、考爾森(william coulson)、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內，在對無導向教育方法的實踐效果進行多年的觀察之后，不得不宣告：這種方法不適合課堂里的學生。
60年代末，馬斯洛就已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觀點。
他聲明：年輕人不能借此方法開發自身的潛能……他們尚未學會如何忍耐，也尚不能分辨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善與惡……又無足夠的知識和素養作出明智的行動，一般也缺乏不隨波逐流、力排眾議、擇善固執的道德意志和勇氣。
羅杰斯最先嘗到的實驗苦果是：洛杉磯地區一個規模龐大的天主教學校在采用了他的無導向教育法之后，情形變得一團糟。
羅杰斯在晚年痛心疾首地作出結論說：“應用這種心理治療的方法在課堂里教育學生，從來就不適合。
”至于考爾森，這位羅杰斯昔日的同事，今天也正在后悔不已地積極反對任何學校采用無導向教育法。
無導向教育的濫用在教育領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作為對這一局面的修正，美國的另一位教育專家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關于“開發道德理性”的主張，一時間成為熱點。
科爾伯格認為，把學生置于“道德兩難問題”之中，可以激發他們確立較高的道德標準。
所謂道德兩難問題，是指一種假定的道德方面較為復雜的情形，即在倫理道德層面上不容易就能作出判斷和抉擇的情況，學生必須通過理性思維說明（為什么在作了全面的考慮之后）會作出某種抉擇的理由和依據。
學生通過這種訓練可以學習如何權衡比較道德的各個層次，從而獲得最佳的判斷能力。
這種培養道德理性教育法的一個優點是，它承認道德動機和行為有層次上的差異，例如守法的公民比不守法的公民道德水平高。
但它也允許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的道德抉擇，例如當某種法律的條規違背社會正義時，則選擇不服從此條規比選擇服從更合乎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教育法的另一個優點是，它承認人的道德能力是可以培育和開發的，并且提供了一種實際的方法來衡量道德能力的發展水平。
然而，這種教育法也有缺點，例如它所假設的道德難題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常見，學生們可能一生中都不會面臨那樣的境況。
這種教育法認為，道德是復雜的，要有相當發達的智力水平才能分辨善惡；然而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遵循良知而選擇合乎道德的行為，無論其智力水平如何。
這種教育法更為根本的錯誤是，它只看到知性與道德的關系，而忽視了人類心靈的另外兩個功能——情和意對道德的作用。
它似乎認為，當人們從理性上知曉什么是對或錯，或者能夠應付某種假象的道德兩難問題時內容詳見，因為字數限制。
希望能幫到你哦
1.以足球為例足協主席說起。
中國足協一般是四個副主席，全是副的，其實沒有正的，只有一個“首席”副主席，其實就是一把手，龍頭兒。
問題出在，其他三個副主席，如南勇，郎效農，都是干了很多年，很務實。
但是那個“一把手”，卻由體育總局指派，而且我國的官員你也知道，是經常輪換的制度，以免你在一個地方稱王。
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外行管內行，總局指派的都是不懂足球的。
其次，功利足球，既然呆不長，在這首要干的，就是出個短期的政績，這樣轉到別的地方，也好有政績呀
最后，受損的是聯賽和少年培養，而且受損很深。
關于政績足球，2002世界杯，前主席“閻王”賭贏了。
如今龍頭兒，賭奧運，甚至還想把世界杯也搞了，“魚和熊掌”都想要
這爛攤子，還想雙管齊下，一片混亂能不出錯嗎
2.體育與政治的一些聯系內容不是很合題，但是可以作為一些參考。
。
體育與政治存在什么樣的聯系,怎樣看待這種聯系,體育與政治關系的前景如何,這些都是體育學、政治學必須研究與回答的重要問題。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國的體育社會學、體育理論和其他領域的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研究體育與政治的關系,提出了各自的觀點。
本文就體育與政治關系作一簡要評述,以期對進一步研究體育與政治的關系有所幫助。
1 體育與政治的關系及其表現 1·1 體育與政治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20世紀50~70年代,對于體育與政治之間是否存在聯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體育與政治密切相關。
1954年前蘇聯專家凱里舍夫[1]在我國提出了“體育的階級性、歷史性”、“體育的發展是和社會的發展并進的,并且在階級社會里永遠有階級性”的觀點。
60年代,我國學者提出“體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和各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一部分。
”[2]“體育是屬于社會上層建筑的范疇。
”[3]70年代前蘇聯學者進一步明確指出:“體育包含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思想斗爭。
它不可能獨立于政治范疇之外。
”[4]另一種觀點認為體育與政治無關。
20世紀50~60年代西方一些體育社會學者、政治家堅持體育與政治無關,提出“體育超政治”“體育的非政治性”[5]“當你跨過體育的門檻時,就把政治棄在門外。
”[2]“運動是目的本身。
”[4]體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動,否認體育與政治之間的聯系。
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西方體育社會學者面臨體育與政治緊密聯系的種種現實,開始出現放棄體育與政治無關觀念的趨勢,有學者明確提出“體育是政治的一部分,而體育政治則是體育的組成部分。
”[5]他們試圖用體育來論證“成就社會”理論的正確性,即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
1980年美國《體育教師》載文指出:“奧林匹克運動會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向是為了政治的,而政治與國際體育彼此之間是不可分割的。
”[4]為此,有些學者提出探討政治與體育問題是體育社會學的中心任務。
1·2 體育與政治的關系 大部分學者認為是互動關系。
如美國體育社會學家洛伊和凱尼思[6]認為,“體育運動與政治的關系是系統互動關系,即體育運動與政治這兩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我國學者周西寬等[7]指出:“體育一經形成,便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軌跡,有自身的發展規律。
但體育的歷史表明體育和人類其它活動一樣,從來就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它的發展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所制約的,并在同各種社會的相互影響中體現其規律。
從體育與政治的關系看,政治對體育的影響是同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的,這種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
同時,體育也通過自己的特殊作用積極為一定的社會及政治服務。
” 1·3 政治對體育的制約與影響 我國學者認為政治對體育的制約表現在兩個方面———掌握體育的領導權和制約體育的性質。
滕子敬等[8]指出政治對體育的制約與影響主要表現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哪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掌握了政權,同時,也就必然的要求掌握體育的領導權,并按照當時政治、經濟制度的要求,來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制度,確定體育的目的和任務,相應地建立起體育的組織領導機構,使體育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
”曹守讠禾[9]認為,政治“影響著體育運動的性質及發展方向,這主要反映在社會的政治制度、國家的政策法令、統治階級的習慣愛好等對體育的影響。
”周西寬等[7]認為“政治的需要可制約著體育的目的性質。
政治制度制約體育的發展。
”國外有學者認為政治對體育的制約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干預,將體育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恢復和斷絕國際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
二是間接干預,將體育作為社會化的手段;社會安全閥的手段;特定的社會群體作為社會運動的手段。
”[10] 1·4 體育對政治的反作用 體育作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受到政治的制約,同時它作為相對獨立的,有重大影響的社會活動對政治也具重要的反作用。
周西寬等[7]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了體育對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進國家間的關系,增進友誼;提高國家地位,顯示國家制度優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國家需要人才,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與上層建筑的諸意識形態交互影響。
”唐宏貴[11]從微觀與宏觀兩層次分析了體育對政治的作用,“從微觀上說,人們追求增強體質,休閑娛樂,精神歡悅的同時,也在實現著對身心發展的憧憬,對人生價值和理想的追求,對人生目標的奮斗,一句話即謀求個體的社會化。
從宏觀方面來說,政治通過自身的作用‘場’,運用體育活動這一特殊的手段,調節著人們的社會道德和行為,改變著人們的社會觀念,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使社會安定和諧地向前發展。
”潘紹偉等[12]從政治學角度提出體育對政治一體化的作用,“通過體育促進個體社會化,實現政治社會化,灌輸一定的政治價值觀,培養與現存政治制度相一致的觀念和規范;通過共同參加體育活動,增加不同階層人群的交流和溝通,為領導人尋找塑造良好形象的機會,促進垂直的政治一體化;通過體育提供合理、有節制的排除社會挫折的渠道,發揮社會安全閥門的作用;通過體育運動中的運動員形象的確立與現代政治一致的思想模式;以體育競賽為交流的最佳媒體,促進民族和解、統一、團結的進程的水平政治一體化;通過體育象征性地體現國家形象,產生強烈的共鳴和共存感,促進國內政治一體化。
”國際體育史委員會秘書長拉·英·斯卓姆[13]指出:“體育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意義,已經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內,而且也表現在國家間相互交往上。
體育可以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用來實現政治的社會化,就像在國際舞臺上所起的作用一樣。
”美國學者貝內特等[14]通過大量的比較研究后指出:“雖然,運動在自身的表達方式上是政治上的中立,沒有明顯可見的政治外表。
然而,競技的結果和成就卻能被政治來解釋和涂上政治色彩;運動在許多方面使自己在這復雜的社會中成為一種社會力量;體育是政治社會化手段;體育運動可以促進政治一體化;體育運動是向青年和人們灌輸政治哲學的工具;體育運動可以用來反映民族形象、增加民族的活力;運動員能充當國際友善的外交政治家。
”美國有體育社會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體育對政治的作用“體育運動可以作為一種安全閥為觀眾和參加者服務,它可以按社會可以接受的方式消除多余的能量、緊張和敵對情緒;體育可以作為一種角色樣板,通過各個社會成員的競爭,提高他們的身體素質和智力品質;體育是一種世俗性的類宗教機構,它使用禮儀和慶典去增強社會的價值,并由此將人們的行為規范到習慣所要求的方向。
”[15]美國洛伊和凱尼思[6]認為:“運動員在國際體育競賽中贏得獎牌或冠軍可以象征地體現國力的水平,從而增強國際聲望和威信;體育運動的勝利可以提高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加強國家的一體化,鞏固現政權的統治;利用體育運動促進軍事訓練;為政府任公職者或尋求執政的人提供露面的機會,以便提高其威望和宣傳其政治觀點,塑造國家精誠團結的形象,或宣揚一種政治意識等。
”由此,他們得出的國家政府在體育運動中獲得的政治利益,常常超過在其它領域所獲得的政治利益的結論還是很值得探討的。
2 當代體育與政治密切聯系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體育與政治兩種社會文化的聯系更為緊密,作用更加顯明。
2·1 體育本身的發展 張巖[16]認為:“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是一定歷史階段的趨勢;是體育在現代社會中巨大作用增加的表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體育逐漸成為結構復雜、功能多樣的系統,體育運動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增加。
競技運動競爭的激烈化、國際化、高水平化,國家間競技運動的激烈對抗使體育運動的政治功能增強了,使得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重視體育運動,把它作為維護國家聲望,增強民族凝聚力,達到各種政治目的的手段。
” 2·2 軍事與體育的聯系 李曉軍[17]指出:“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強化了體育促進身體素質的功能,這是強調軍事準備和戰爭的結果。
此外,隨著交通和通訊技術的巨大改進,國家間的競賽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體育與政治結合的程度與日俱進。
在所謂‘冷戰’時期,在一定意義上講,運動成了沒有軍事裝備的戰爭,出現了體育運動與政治一體化的現象。
” 2·3 體育運動發展的主客觀影響 唐宏貴[11]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其原因,“體育與政治一體化,是體育運動內在規律的表現,體育與政治的融合,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①體育的本質屬性,決定了 體育與政治一體化的客觀必然性。
用社會基本矛盾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的觀點來觀察體育,在體育領域,確有一部分內容是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
比如體育的理論觀點、政治觀念、目的任務、方針政策等。
②人們對體育認識的深化,決定體育與政治一體化的實際可能性。
用當代生物心理社會體育觀觀察體育與政治之間的矛盾運動,就會發現,政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干預體育,體育也決不脫離為政治服務的軌跡。
” 2·4 體育政治化 王滬寧[18]以政治學者特有的眼光指出時代的政治化是主要原因,“人們把體育與政治聯系在一起可能有某種‘內在的必然性’。
國與國之間一直存在政治競爭,美蘇之間就是例證,政治競爭導致了體育場成為美蘇兩國爭奪的對象。
這說明政治競爭同樣不肯放過體育這塊顯示力量的領域。
因為當今時代是政治化的時代,運動競爭很好地體現了政治競爭的風格,當然還有經濟、軍事等。
所以體育領域被政治化,是和我們這一時代政治發展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另一位學者吳亮[19]則觀點與此接近:“體育的政治化與本身機構的政治化有關系,不能完全要求體委不受政治的影響,它的從屬性是很清楚的。
體育在社會環境中存在,不能不帶有政治色彩。
” 2·5 國際政治斗爭 國外一些學者從國際政治中尋找答案:“由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形成,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與資本主義思想意識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競爭自然而然地也帶到體育運動之中,人們企圖通過體育競賽的運動員的表現,達到證明某種思想意識形態更先進的目的;由于國家政府不斷地干預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因而體育運動的決策過程日益政治化,由于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的成功,象征性地代表著國家的力量和實力,因此政府不得不利用體育運動謀求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6] 2·6 體育與道德相聯系 英國學者阿斯平[20]從分析大量的體育與道德標準聯系的現象中找原因,“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政治信仰與體育認識之間有著必不可少的聯系;斷言不存在這聯系主張的人確實已經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了。
某種體育運動具有的重要性與個人、社會團體和國家對該運動所花費的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格言的真實性:我們對體育的探討乃是我們對優先的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看法的反映。
”“事實證明了馮·克勞斯威茨的名言,體育是另一種方式表現的政治實踐。
” 3 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的利與弊 3·1 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是一把雙刃利劍 李曉軍[19]認為:“當代世界,國家利用體育的某種特性達到其政治的目的;體育則借助政治達到其自身發展的目的,兩者因果循環,其效應遂從‘復利法則’不斷累聚。
”“體育與政治一體化是一柄雙刃利劍,它一方面積極地開拓著體育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又阻礙著體育自身的發展。
”“體育與 政治一體化對體育發展的促進作用表現在:促使各國政府增加對體育的投資,推動了體育運動的國際化,激勵了國民參加體育運動的熱情。
”其不利影響是“淡化了體育的固有特征。
以改善人類自身的機能和形態為目的,這是體育的第一性特征。
而為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服務的特征是派生的,第二性的。
體育與政治一體化的激烈演進,淡化了體育的固有特征,是造成人們偏執體育觀的根源,形成了偏執的體育觀,即以片面強調競技運動的特征的小體育觀和片面夸大體育在顯示國家民族和社會制度優越性方面的作用,把體育同‘國力’‘國運’混合在一起的狹隘民族主義體育觀,引起國際體壇丑聞和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造成運動員的片面發展,普遍效尤體育超經濟發展的模式。
” 3·2 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利大于弊 畢世明[21]認為:“100年來,體育與政治關系越來越密切這一社會現象,基本上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是前進而不是后退。
”主要理由是“第一,體育與政治關系越來越密切的100年正是全世界體育大發展的100年……近百年來世界體育在發展的原因較多,其中重要一條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人民群眾的各種有關組織,不僅從發展身體方面來理解體育的重要性,而且也認識到發展體育可以給自己帶來政治上的利益,從而更加重視體育,采取多種措施推動體育的發展。
第二,近百年來體育與政治關系越來越密切這種社會現象是人們對體育與政治關系有了進一步認識的結果,現今全世界大多數人們都接受了‘體育為政治服務’這一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
這樣的社會現象當然是前進而不是后退,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
”當然,兩者緊密結合也產生了一些消極作用:“第一,新興的、進步的政治努力能夠利用體育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沒落的、倒退的政治勢力也這樣做,這就產生了消極作用。
第二,新興的、進步的政治勢力使體育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也有犯‘過頭’錯誤的時候,‘過頭’了也會產生消極作用。
所以說“既有利又有弊,但利大于弊。
” 3·3 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的利與弊要作具體分析 張巖[16]指出:“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這一社會現象的出現和這一現象的具體后果是不同的。
從總體看,體育與政治聯系的密切化是社會整體性增強的表現,是體育運動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結果,但是各國體育為政治服務的后果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則應作具體的分析”。
即具體分析“政治的性質,即這一國家的政治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如果其政治是進步的,那么體育為之服務所起的作用也是進步的、積極的,如果政治是反動的,則體育為之服務帶來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極的;政治目的確定,即使一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是進步的,但一定時期內確定的政治目標是錯誤的(即犯了錯誤),體育為錯誤的政治目標服務,其社會后果不但在政治上是消極的,對體育的發展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體育與政治聯系為政治服務的方式和方法,如果體育為政治服務的方式和方法是正確的,那么其社會后果,無論對政治和體育都是積極的、有利的。
反之,如果二者聯系的方式和服務的方式不當, 則可能帶來不利的后果。
” 4 如何正確處理體育與政治之間的關系 政治學者王滬寧[18]提出處理體育與政治關系的基本觀點是“人為地夸大體育的政治功能對體育的發展是不利的。
另外,需要指出不能絕對地看問題,就是期望體育完全非政治化,這也不可能。
”“我們不能光談體育非政治化,具體應看它對社會發展,對人類發展是否有利。
”相近的觀點是“不是從體育中取消政治,也不是從政治方面‘凈化’體育,而是應當把體育從反人民的,反動的政治方面解放出來,以有助于社會的進步。
”[4]對于兩者關系處理有3種意見。
4·1 認清體育與政治的聯系與區別,具體問題具體處理 張巖[16]認為,正確處理體育與政治關系要注意4個方面:“第一,體育的發展是受政治制約的。
但是,也不能把體育與政治混合,不可把體育總是與政治問題攪在一起,要分清什么是政治問題,什么是體育問題。
政治問題要按政治規律辦事,體育問題按體育規律辦事。
第二,體育是具有多功能的復雜結構。
應當重視并注意發揮體育的政治功能,但不能片面地強調體育的政治功能,忽視或貶低體育的其它功能,否則就會違背體育自身的規律而畸形發展。
第三,要尋求體育為政治的恰當方式的方法,使體育與政治的聯系從剛性聯系轉變為柔性聯系。
第四,鑒于過去提‘體育為政治服務’所產生消極作用,依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精神,今后不宜再提‘體育為政治服務’的口號。
” 4·2 處理體育與政治關系要興利除弊 李曉軍[17]指出:“清醒地認識體育的本質,正確地理解體育與政治的關系,適當地發揮體育的政治功利;全面了解體育與政治一體化的利弊得失,在體育的政治使用時,將其阻礙體育的反向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4·3 要淡化體育的政治傾向 金大陸認為:“體育政治化問題,長期以來體育歸結為國家政治范疇,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決定了的。
另外,政治家為了政治活動的需要,利用各種手段是不可避免的。
當今世界奧林匹克運動的社會化,政治干預普遍存在,但從本質上講,體育是最大的不政治,原因是體育的非意識形態化;體育有自身獨特的‘法’,獨特的規則;它的符號系統是世界共通的。
所以要淡化體育的國家政治傾向,強調非政治的一面,即強調它的文化、教育、娛樂、審美的一面。
” 5 體育與政治關系的發展前景 5·1 體育與政治的聯系會出現淡化的趨勢 張巖[16]指出:“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已代替革命和戰爭,成為時代的主題,全人類有了共同的利益。
為了各國人民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
‘全球一村’、‘一球兩制’、‘競爭共處’、‘競爭合作’的國際政治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政治經濟存在多極的情況下,由于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而引起的紛爭和沖突將逐漸得到控制。
在新的時代和新的形勢下,體育作為和平、友誼、交往的手段將會更加重要,體育與政治的聯系將會出現新的形式和特點。
二者的聯系會表現出淡化的趨勢。
” 5·2 體育與政治的聯系會進一步加強 美國學者古德哈特和查特弗[14]指出:“對運動正在滋長的熱情可以從現代社會所造成的不充實感和人的情感所受壓抑的報道中看出,因為億萬人不是完全浸在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的團體里,他們是如此熱心地把自己確定為一些運動方式的參加者。
因為工作的滿足感減少了,在一個無定格的核心組織里,欺騙的情感仍舊被神父傳播。
由于流行的興趣繼續提高,熱心的運動觀眾領域必定擴大。
運動也將進一步與政治,與外交糾纏在一起,并且政府也將更加熱心和熟練地掌握這個武器。
” 5·3 體育與政治的聯系會繼續存在 王滬寧[18]指出:“體育政治化是一個很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一個國家來說,這同種種矛盾、種種沖突有關,從國際舞臺來看,這同各國間的政治較量有關。
如果說國際形勢緩和了,各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交流空前地發展起來,人們在相互理解、相互寬容的氣氛中達到一種新境界,人們相互間的文化交融,也使大家覺得生活在一個更大的、共同的社會環境中是適宜的,到那時候,政治上的競爭可能要淡化,體育偏離奧林匹克精神的現象也可能消失。
至于現在,體育政治化是必然的,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觀點。
”美國學者考德威爾·庫克等[20]從人類學的觀點指出:“競技是一種嚴肅的事業。
因此,那些主張把體育與政治分離,并且認為必須分離的人正在嚴重的錯覺指導下進行探索,而且正在制造根本性的概念錯誤。
他們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不過是其為一個理想的世界吶喊,表明期望和要求。
這只是他們所理想的世界。
從邏輯學的觀點看,認為勝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無關緊要的,這只是追求一種幻想而已。
”加拿大訓練協會主席杰弗里·高恩[11]在對2000年世界體育運動發展趨勢的預測中明確反映出:“盡管有反對意見,政治和政府參與體育運動的現象將繼續存在下去。
”在當代和不久的將來,脫離政治的所謂“純體育”是不可能出現的。
6 結語 (1)體育與政治的關系是涉及到體育發展性質和方向,以及政治發展的重要問題,亟待廣大體育學者、政治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作出有說服力的解答。
為了理清兩者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體育與政治相互聯系的邏輯系統。
(2)為了更深刻、全面地認識體育與政治之間的系統互動關系,有待進行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機制與原理的研究。
(3)為了進一步認清當代體育與政治之間的系統互動關系,必須進一步探索兩者關系密切化的深層政治、社會、體育原因。
(4)對于體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化,尤其是體育的政治利用的利與弊,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應該是看兩者的聯系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正義伸張。
從這一意義講,政治利益高于體育利益是歷史的必然。
(下轉第16頁) (上接第13頁)(5)面對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各國政治的多元化,人類社會的政治化,體育的大眾化和國際化,體育與政治的系統互動現象必將會繼續存在下去。
希望可以幫到您
眼下，又一批新戰友走進部隊。
帶好新兵，是每名帶兵骨干的愿望。
如何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依法帶兵、以情帶兵、文明帶兵、科學帶兵，新兵班長聽一聽老班長介紹帶好新兵的經驗，既能從中學到好方法、好經驗，又能將部隊帶兵的好傳統、好作風傳承下去。
黑龍江省佳木斯軍分區新兵營近日組織去年帶過新兵的一些班長座談，講新兵故事、談帶兵感受。
我們編發部分老班長的發言內容，相信廣大讀者能由此進一步了解“新生代”士兵，新兵班長們也會從中受益。
——編者發現新兵做了“壞事”怎么
■原新兵四連一班班長王守憲【新兵故事】我們去年的新兵營使用的是一個撤編部隊的營房，新兵人多，室內洗手間不夠用，就在樓外搭建了一個臨時便廁。
一天早晨，我去上廁所，剛走到門外就聽廁所內有人大呼小叫，并不時伴有木板斷裂聲。
進去一看，發現幾名新兵為比誰的腳力大，正用力跺廁所木板，一條木板已被跺折了。
見我突然出現，幾名新兵都大眼瞪小眼地等著挨訓。
對此，我雖然很氣憤，也批評了他們幾句，但并沒有對外聲張，因為這幾名新戰士都不是我班的，擔心張揚出去會影響班與班之間的團結，也怕這幾名新兵受到批評后影響訓練，于是我將這事向連里匯報，請人用攝像機把現場錄下來，搬上課堂給全營的新兵播放，教育效果非常好。
雖然營里沒有追究這件事到底是誰干的，但是事后那幾個新兵主動找到我認錯，說我“夠意思”，他們自身也深受教育。
新訓結束時，我了解到這幾名戰士成績還都不錯。
【班長心得】新兵初到軍營，思想覺悟不是很高，榮辱觀不是很強，處事易沖動、偏激，僅僅“堵”而不疏，未必能解決問題，甚至會“堵”出情緒來。
相反，如果我們能依托“載體”，講點策略，用新思路、新方法、新鑰匙去解讀、引導、規范新兵，一些矛盾和問題就會在“潤物細無聲”中得到有效解決。
我要補充一句：如果新兵真是做了違法亂紀的事，當然要嚴肅處理；如果只是一些小過錯，最好不要公開點名批評，應該給新兵留點“面子”。
新兵拿規定當“擋箭牌”怎么
■原新兵營四連三班班長李猛【新兵故事】為防止打罵體罰新兵和侵占士兵利益等現象發生，我們新兵營去年制定了《骨干愛兵若干規定》，并給每名新兵印發了帶有舉報電話號碼的“規定監督卡”。
如果帶兵骨干碰了“高壓線”，新兵可以隨時打電話向上級舉報。
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個別新兵動不動就拿這些規定當“擋箭牌”。
有一次連里檢查內務衛生，我們班扣分最多，新兵小趙一個人就被扣了10分。
本來我想批評他，可還沒等我張嘴，小趙就發表“聲明”：誰要對我說粗話，我就告他去
在一次體能訓練中，小趙做了幾個俯臥撐就不做了，當我要求他堅持做下去時，他卻說我是在變相體罰他。
在他的影響下，班里的其他同志也開始在訓練和工作中“討價還價”。
經過認真分析，我感到，新兵中之所以存在這類現象，是因為他們沒有搞清楚嚴管與真愛、個人與集體、行使權利與履行義務的關系，于是我利用開班務會的時機，讓大家討論這類現象。
會后，我找到小趙，結合條令條例的有關規定，對他的行為給予“講評”，說得小趙心服口服。
【班長心得】現在的新兵，權利意識較強，也精通道理。
帶兵人對他們要多一些關心引導，少一些橫加指責；多一些寬容理解，少一些求全責備。
只有啟發他們的自覺性，減少強制性，才能營造一種寬松和諧、積極向上的氛圍。
同時，我們對新兵不能縱容，該嚴則嚴，嚴而有據，嚴而有度。
遇到個性張揚的士兵怎么
■原新兵四連六班班長肖強【新兵故事】記得去年首批新兵入營的第二天，新兵營開通了“軍營之聲”廣播，并且擺“擂臺”競選主持人。
許多新兵積極響應，參與競爭。
“我要求當廣播主持人，我要與他們公平競爭
”一周后，我班山東籍新兵、在家受過播音訓練的高帥，得知廣播員實行競爭“上崗”的消息后，自告奮勇要求競選主持人。
可當時，主持人已從首批入伍的新兵中選定。
沒法，我找到營長要求給高帥一次機會。
新兵營尊重高帥的要求，決定再擺“擂臺”競選主持人。
經過激烈角逐，小高終于以第一名的成績當選為“軍營之聲”廣播主持人。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不久，一些新兵大膽自薦，紛紛要求展示自己的特長，有的甚至提出當副班長。
面對新兵的大膽要求，怎么
我們新兵班長為難，新兵營的領導也有些犯難：新兵的敢闖精神可喜，但是，新兵營沒有副班長編制。
營里最后破例決定：由各班新兵每周民主推薦一名新兵協助班長工作，不叫副班長，但履行副班長職責。
在協助班長工作的過程中，不少新兵自覺性明顯增強。
【班長心得】去年的帶兵實踐讓我深感：新形勢下帶兵，既要尊重他們的個性，為他們展現優長搭設舞臺，又要注意引導官兵把智慧和專長用到練本領、強素質、謀打贏上。
特長兵“懷才不遇”怎么
■原新兵三連五班班長陶民【新兵故事】去年我帶的新兵中有個戰士叫康廣才，他在家鄉是小有名氣的網絡工程師。
入伍后，面對整理內務、踢正步等新訓生活，他常常感到自己“懷才不遇”，甚至有幾次連隊組織體能訓練、安排公差任務，他都借故不參加。
一天，營里的一臺電腦壞了，著急用，問誰有電腦維修方面的特長。
我推薦小康去試試，結果他三下五除二就把電腦修好了，當場得到了營領導的表揚。
幾天后，我和小康聊起電腦、網絡，他說得很有興致。
“小康，你給我說說心里話，為什么不愿意參加訓練
”趁小康高興之際，我開始和他談起心：部隊需要有特長的人才，但是，作為一名戰士，是要打仗的。
沒有過硬的軍事技能，戰場上就不能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班長，我明白了……”小康從此訓練刻苦起來。
新兵下連后，他被推薦到軍分區自動化站工作。
【班長心得】通過這件事，我深深感到，在這個倡導實現自我價值的時代，軍營里的“小能人”、“小專家”們很希望在部隊有一個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
帶兵骨干應“相當”關注、“盡早”關注他們，善于揚長避短、因勢利導，把新戰士個人的“小目標”與部隊建設的大目標結合起來，鼓勵新兵立足軍營崗位成長成才。
“關系兵”不好帶怎么
■原新兵四連二班班長安天方【新兵故事】去年我班有名新戰士叫吳鵬，剛到新兵連就廣而告之：我是“關系兵”。
他自恃有“關系”，工作不積極，訓練怕苦怕累，還經常在戰友面前吹牛、顯擺，說自己到部隊即使工作干得一般也照樣選取士官等等。
春節前夕，因思家心切，小吳竟多次給家里打電話，要求托“關系”回家過年。
經他這么一折騰，全班新戰士的情緒都被“傳染”了。
不久，連里進行階段性的軍事考核，他考了個全連倒數第一
看到成績后，他耷拉下了腦袋。
我趁熱打鐵教育他：你有成才之心難能可貴，但不講成才之道可不行。
選改士官，看重的是軍政素質。
你想選取士官，再有“關系”也得過“本事”這一關……那次談話以后，吳鵬的思想有了很大轉變，再也不提“關系”的事了。
經過努力，在新兵訓練結束的理論考核中，他取得全營好名次。
【班長心得】新兵在部隊有點“關系”也很正常，作為帶兵骨干，既要“一把尺子量長短”，又要看到大多數有“來頭”的戰士入伍動機是好的，關鍵是我們要教育引導好，幫助他們甩掉“拐杖”，不依賴“關系”，而是靠實干和提高自身素質求進步、求發展。
新兵逃避訓練怎么
■原新兵三連九班班長王深澤【新兵故事】去年新訓期間，連里有名叫劉新的戰士，抱著到軍營“立功受獎”的愿望來到部隊。
初到軍營時，看這兒也新鮮，瞧那兒也稀奇，一上訓練場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
可時間一長，他對訓練場上反反復復練那幾個枯燥乏味的課目開始厭倦，總想逃避訓練。
一次，為了逃避5公里越野訓練，劉新剛跑一圈就假裝自己的腳扭傷了，坐在地上呻吟。
看到我走過去要“較真”的樣子，他怯怯地單腳站了起來，生怕我識出“廬山真面目”。
見我真的要“驗傷”，小劉說啥也不同意。
我倒是心里有底了，于是邊給他揉腳邊給他講一些訓練防護常識，并不失時機問：“你不是想當優秀士兵嗎
”“想啊。
臨走時我父母還一再叮囑我要好好干，爭取早日立功
”“一名普通戰士，只有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才可能成為一名優秀士兵……”聽著我的話，小劉愧疚地低下頭。
從這以后，他的訓練熱情高了，在新兵總結考核中取得了優異成績。
【班長心得】新兵怕苦怕累現象在新兵營并不少見，但是沒有一個青年官兵不渴望鮮花和掌聲。
當新戰友對軍事訓練感到煩躁時，我們應幫助他們尋找到新的興趣支撐點，比如，提醒他們想一想臨行前父母的囑托、親人的期盼，想一想取得進步時領導的鼓勵和表揚等等，以此來不斷激發他們搞好軍事訓練的熱情，以昂揚的斗志面對訓練中遇到的困難。
新兵想家怎么
■原新兵四連一班班長王守憲【新兵故事】去年的大學生新兵蓋文軍是我帶的兵，他一來到部隊就想家。
我打消他這個念頭是從關注細節開始的。
從他的一個眼神，我就猜到他要找衛生間；他一請假外出，我就猜想他要給家里打電話；當發現他在洗澡時左顧右盼，我就知道只有我給他搓背最合適……有一天，他因戰友的關愛而流淚，我由此判斷：他對部隊有感情了。
發現蓋文軍記憶力很強，我推薦他去參加學習條令條例比賽，結果一舉奪冠。
回到班里，他和戰友交流說：部隊真是鍛煉人的地方
【班長心得】解決新兵想家問題我有3招：一是時時處處替他們著想，讓他們感到班長是他們的“主心骨”；二是用親切的話語溫暖他們，讓他們感到部隊并不陌生；三是讓他們在部隊得到鍛煉，找到“成就感”，立志在軍營建功立業。
通過去年帶新兵，我還認識到，戰士想家很正常，家庭是連接親情的紐帶，家庭教育也可以跟進、配合部隊教育，激發新兵在軍營建功立業的熱情。
新兵性格內向怎么
■原新兵三連九班班長蘇柏林【新兵故事】去年我們班里有個內蒙古籍戰士叫騰繼華，性格內向，整天沉默寡言，也不愿參加集體活動。
我還發現，小騰反應有點慢，一樣的動作別人學一遍就會了，他得學兩三遍，有的戰友嘲笑他笨手笨腳，不久使他產生了自卑心理。
為幫助他克服自卑心理，我經常找他聊天，發動全班戰友關心幫助他，并找機會讓他在全班戰友面前鍛煉講話。
我后來發現，小騰吃苦精神強，于是經常讓他去完成一些艱苦任務，并給予“高度”表揚。
小騰變得活躍起來，新兵訓練結束時被評為“優秀新兵”。
【班長心得】性格內向的新兵大都比較自卑。
如果對他們冷眼相看，就很容易使他們感到低人一等。
對性格內向的戰士，我們不能嫌棄，要循循善誘，及時化解他們的“心結”。
幫助性格內向的新兵，外部因素很重要。
一方面，我們要營造一個相互信任和有利于交流溝通的氛圍；另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讓他們“每天進步一點點”，逐漸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新兵自理能力差怎么
■原新兵一連一班班長姜巖【新兵故事】去年我任新兵班長時，新兵劉濤因年齡小，生活自理能力差，經常不洗衣服，還在洗澡后把換下來的內衣扔掉。
我沒有聲張，只是悄悄將他丟棄的內衣洗好來。
3個多星期后，等他把從家里帶來的內衣都用光了，寧可不洗澡也不洗衣服時，我便把為他洗好備用的內衣遞給他，小劉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低下頭半天才說出一句話：“謝謝班長，我……”我接過他手中的衣服走進水房，把小劉叫到身邊，一邊洗衣服一邊給他講解洗衣服的要領。
我還發動班里的戰士以兄弟情、戰友愛幫助小劉克服自身不足，經過一個月督促，小劉自理能力明顯增強，戰友們不禁對他刮目相看。
【班長心得】現在的新兵年齡小，獨生子女多，自理能力較差，需要精心照顧。
作為班長，我們就要有“日作兄長夜當娘”的境界，應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關注細節，當好新兵的引路人。
與少數民族兵不好溝通怎么
■原新兵二連三班班長張興民【新兵故事】去年，我班分來一名叫格日樂·朝格圖的蒙古族戰士，他會說一些漢語，但是說得不好。
他借聽不懂漢語為由不和其它戰士說話，不認真訓練。
為此，我特意給他找了個翻譯。
但是他的訓練積極性還是不高，還是不愿與戰友們交流。
我發現他非常喜歡《兵器知識》，便找到連隊的文書，把所有《兵器知識》都借來和他一起看。
他很高興，也開口和我說漢語了。
而后，我一邊向他請教蒙古族語言，一邊給他借書看。
就這樣，他增加了對我的信任，訓練和學習的積極性有了明顯提高。
我經常鼓勵他多用漢語交流、常用漢語寫些家信等等，他的漢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元旦晚會上，他用蒙古族語言和漢語演唱的歌曲《蒙古人》獲得第二名。
與此同時，我在訓練上對他嚴格要求，并適時給與鼓勵，他各方面進步非常明顯。
【班長心得】剛入伍的少數民族戰士在新兵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文化教育基礎及個性差異等因素產生的交流障礙給帶兵人開展工作帶來諸多不便。
對此，我采取的方法是：在生活上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根據他們的個性特點在文化教育方面實施個性化管理、個性化服務，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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