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item id="an1j4"></menuitem> 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見草縱橫。
栽培剪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從標題看，這首詩是記游之作。記游詩可以寫景狀物，也可以因景生發，別有寄托，內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說唐人的記游詩多強調圖形繪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記游詩多注重借景生發，述志明理。那么，這首詩則正是符合后一特點的。
“寺里”一聯，兩句各寫一種景觀。前一句虛出，后一句實錄，構成形象鮮明的對比。但二者所寫的對象又是同一的，這樣就把花山寺“名”與“實”相離的現狀突出了。生活中名實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詩人所見所寫的情況也實在太刺眼，這就使人讀了這兩句詩后不能不激動，激動的同時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卻無花可賞，必然會引起人們思索玩味的興趣，于是，作為一首詩的“發人深思"的藝術目的，也就自然實現了。作者當然是有著自己的答案的。他顯然深信命名之謬，寺里和山中本來是確實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見草縱橫”，是因為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說，“花易凋零草易生”，這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語說：“有心栽花花不發”，也正是對種花不易的真實感嘆。無疑，從主觀上說，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長了草勢的瘋狂，而且從詩人對這兩句次序的安排上看，顯然是特別強調人的主觀原因的。草本無罪，剪伐不力則是無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詩人在作出這一結論的時候，情感色彩卻并不十分強硬，因為詩沒有說“為何剪伐不盡力”，而是既講到對草要“剪伐”，又講到對花要“栽培”，中間加一個“須"字，就把他對剪伐不力的憤懣，變為必須要剪伐的規勸，因此，惋惜大于憤慨，警告少于勸誡的這種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詩人在詩歌創作中，是遵循著傳統的“明勸誡，著升沉”（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和“美刺"的美學思想和原則的。
這是結合詩人具體的經歷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內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這首詩畢竟是從自然景觀的描寫而來，從社會生活的現象而來，所以這首詩的思想內容，又不僅限于社會政治方面。盡管也可以把詩中的“花”理解為賢臣，“草”，理解為奸佞，因而說詩的題旨是對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從這方面來看，這首詩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詩，而是對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經驗進行了深刻總結的具有相當的哲理的醒世詩。